“她”能继明清家具之后再领风骚吗?

导读:
“新中式”家具与现代家具融合、演变为现代“中国家具”是其发展、创新的必由之路;形成以工业化生产为基础,以现代材料综合运用为支撑,以功能时代化和科学技术融合为时尚,以现代简约为其形,以中华民族地域文化精髓为其魂的现代“中国家具”。

有一种说法,说是两千年前中国与世界交往所出示的“名片”是丝绸,一千年前所出示的“名片”是陶瓷,五百年前所出示的“名片”是茶叶和红木家具。这里所说的红木家具,指的就是明式家具和稍后兴起的清式家具。

但是,至少是从清式家具兴盛之后的二百多年时间里,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让世界惊艳的风格独特的民族家具。到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的家具业虽然获得了空前的繁荣,但是留给世界的印象却是仿制和抄袭。

直到十年前左右,新中式风格的家具在中国崭露头角,才让人们看到中国家具文化重振辉煌的曙光。

“她”能继明清家具之后再领风骚吗?

新中式家具

本文标题里所说的“她”,指的就是新中式家具。笔者之所以要用“她”来指代新中式家具,并非是要故弄玄虚或是哗众取宠,而是因为新中式家具确实拥有着许多女子美好的特质。

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文化学者和业内精英认为:在坚持“创新”和“中式”的基础上,新中式家具有望在继明清风格的家具之后,成为再领风骚数百年的中国家具。

要想提前预知新中式家具能否成为这样的一种家具,我们有必要了解中国家具发展史,也有必要了解明式家具和清式家具是怎样在具有中国特点的农业文明的光照里兴起的。并最终了解,在逃离了传统的农业文明已很有些时日的今天的中国,如何才能将中国传统的家具文化推送至人类全息的文化边界与艺术前沿,让新中式家具成为中国与世界交往的一张新的文化名片。

家具谱系:文化基因一脉相承

文化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简单点说,文化就是人类的活法。因此从本质上来说,人类的每一种活动都是文化的体现。比如,要饭的就有“丐帮文化”。

而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家具文化的发展,也同样是由生产力决定的。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那远古的洪荒时期,在那苍茫的河山之间,人类还栖息在树巢上、生活在山洞里,人畜难分,怎么可能有家具诞生呢!

到新石器时期,当人类会制造和使用磨制的石器时,才开始对树木进行加工,也才开始建造房屋。据考古发掘证明,我国最早的房屋建筑产生于距今约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当时的房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一种是干栏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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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期人类居所

房屋开始出现之后,原始的家具也就开始出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发掘山西襄汾县陶寺村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公元前2500年-前1900年)时,从器物痕迹和彩皮辨认出随葬品已有木制长方平盘、案俎等,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中国木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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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襄汾县陶寺村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案俎

也同样是在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使用榫卯了。后来明清家具之所以发展到那样辉煌的水平,也与巧妙的运用榫卯结构分不开,并因此受到国外家具行业和建筑艺术家们赞叹。中式家具之所以又被称之为传统家具,榫卯结构是核心。

也大约是在七千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能制造漆器了。1978年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朱漆木碗和朱漆筒,经过化学方法和光谱分析,其涂料为天然漆。而后世家具制造工艺的提高,也同样与涂料分不开。

但在新石器时期,我们的先民由于房屋低矮和狭小,一直被迫保持着席地坐卧的起居方式,并且一直延续了数千年。

到青铜出现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里程碑式的阶段。夏、商、周时期,中国开始进入灿烂辉煌的青铜时代。

从商、周两代的青铜器中,可以看到象几、俎、禁这样的青铜礼器成为后世家具几、案、桌、箱、橱的母体形象。这一时期,青铜家具的特点是质朴浑厚、神秘威严,以饕餮纹、蝉纹、云纹等为主的装饰纹样和图案同样有力而凝重。

夏、商、周时期的坐具还只是席、筵,是在原始席艺的基础上发展来的,用篾编织,技术熟练,纹样有所创新,有的并以锦帛镶边,或用不同颜色的篾混合编织。

至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推动着手工业的发展,髹漆工艺已达到相当水平,漆木家具开始出现。当时的竹席、床、几、案、屏风、箱等低矮型漆木家具色彩艳丽,以黑色为底,配以红、黄等颜色,装饰以浮雕的四方连续图案,简单朴素而不失华美。

秦汉时期,家具的类型又在春秋、战国的基础上发展到床、榻、几、案、屏风、柜、箱和衣架等。但由于席地而坐,几、案、衣架和睡眠的床、榻都很矮,几在春秋战国时多置于床上作凭倚之用;案到汉代多设于床前或榻的侧面,案面逐渐加宽加长;屏风呈两面或三面形,置于床的后边和侧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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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壁画宴饮图上的席地而坐

至东汉后期,胡床也由西域传入中原,人们的起居方式由席地而坐开始向以床榻为中心的生活起居方式转变,家具的品种和样式也由低矮型家具向渐高型家具演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位导致军阀混战不断,但也因此促进了各民族、教派间文化艺术的交流与融合,同时也使各民族的家具在形制与功能上得以相互渗透和吸收。

随着西北少数民族陆续入主中原,客观上导致了多民族的大融合,胡床、椅子、方凳、圆墩等高型坐具从少数民族地区传入,与中原家具相融合,使得部分地区出现了渐高型家具,为隋唐五代垂足而坐起居方式与席地坐起居方式的并存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高型坐具,如扶手椅、方凳等,床、塌亦开始增高加大,有的上部还设顶帐仰尘,四面围置可拆卸矮屏,下部多以壸门为饰。床上除有供倚靠的凭几外,还出现了作为垫腰之用的隐囊及供坐时扶靠的曲几。在装饰风格上,漆木家具开始使用绿沉漆,其深沉的绿底色打破了传统漆木家具的红、黑两色的一统格局,家具装饰题材也反映出当时的宇宙观和浓厚的宗教色彩,如清秀空疏,出现了莲花纹、忍冬纹、卷草纹、火焰纹、飞天纹等与佛教有关的装饰纹样。

“她”能继明清家具之后再领风骚吗?

胡床

到隋唐、五代时期,随着政治的稳定,使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发展达到高峰。其时,手工业发达,社会经济繁荣,诗文、书画、乐舞等艺术形式丰富多彩。建筑技术的日趋成熟,推动了家具形制的变革和种类的进一步发展。在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影响下,“席地而坐”过渡为“垂足而坐”的方式由上层阶级开始逐渐普及至平民百姓,出现了高低型家具并用的局面。这一时期,以桌、椅、凳为代表的新型高足家具渐渐取代了床榻的中心地位。在造型特征方面,唐代家具造型丰满华丽,宽大厚重。家具腿部运用大弧度外向曲线造型,显示出雄浑的气势,同时采用精巧雕琢的花纹进行装饰;而在装饰特色上,为追求华丽的艺术效果,家具运用螺钿、金银绘、髹漆、彩绘镂雕、平脱金银、木画等多种装饰技法,改变了前期动物题材占主导的格局;运用花卉、卷草等植物纹样和各种禽鸟纹、山水纹对家具进行装饰,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

到五代时期,“垂足而坐”的生活方式普及,高型家具开始成熟,并逐渐形成较完整的高型家具组合。这一时期,随着社会审美风尚的变化,家具风格一改唐代家具华妍、厚重、圆润的风格,变得简洁朴素,为宋代家具形成简练的风格奠定了基础。

自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农业、手工业、建筑及科技得到迅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宫殿、亭榭及园林等工程繁多。至两宋(960-1279年)时,“垂足而坐”的起居习惯逐渐流行开来,以桌、椅、凳为中心的起居格局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受宋代高型家具的影响,辽(916-1125年)、金(1115-1234年)两国的家具也呈现出高型化趋势。元代(1271-1368年)家具造型和工艺上受蒙古族崇尚武力的影响,形体厚重雄伟,雕饰繁缛华美。后来清式家具风格也受此影响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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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家具

在结构方面,宋代家具借鉴建筑的梁架结构形式,以梁柱式的框架结构取代了隋唐时期盛行的箱型壸门结构。在制作上开始使用束腰、马蹄、蚂蚱腿、云兴足、莲花托等各种装饰形式;同时使用了罗锅枨、矮佬、霸王枨、托泥、马蹄脚等各式结构部件,使家具结构更趋合理。在艺术风格上,这一时期的家具部件之间多数以直线形榫卯接合而成,简洁而工整。造型多采用方正形体,比例优美。装饰上不做大面积繁缛的雕镂,仅在腿部和线脚上做局部装饰性的简单刻画,质朴而文雅。

宋代家具观其外简洁刚直,观其内隽永挺秀,其朴素雅致的艺术风格与宋人简洁朴素的审美观相契合。因此,宋元家具的发展为明清家具走向中国家具艺术巅峰,从“人文”与“技术”两方面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属,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家具文化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息息相关。同时,中国家具文化的发展,也源自于传统文化基因的一脉相承。

明清家具:文人与帝王学养的周延

中国家具的发展历经了由简陋到繁美,重实用与观赏相结合的演进过程,终于在明清时期达到了中国传统家具制造艺术的顶峰,形成了“明式家具”风格和“清式家具”风格。

由于明代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发达,园林宅第的兴起,东南亚等地大量珍贵木材的输入,木作技术的提高,以及大量文人参与设计等原因,促使明代家具呈现出“结构严谨,线条简洁流畅,做工精湛,造型典雅隽秀,尺寸与比例科学合理”等特点,这一时期以花梨木、紫檀木、铁力木、鸡翅木等名贵木材为主要用材的硬木家具,其样式被称为“明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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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式圈椅

明式家具的结构特征可分为“有束腰”和“无束腰”两大体系。有束腰结构最显著的特征是在座面与腿脚之间向内凹收缩部分,此部分即为“束腰”,腿脚多用方材,且腿端不是直接落地,而是内翻马蹄或外翻马蹄。“无束腰”结构表现在无内凹,腿脚多用圆材或外圆内方,腿端不作任何兜转,而是直端落地。明代家具历经几百年的变迁,流传至今仍很牢固,除了优质木材的特定条件外,主要就是榫卯结构的精密与科学合理。明式家具造型特征则是尺度适宜,比例精妙;收分有致,稳健挺拔;以线为主,圆润流畅;优雅大方,细部精致。

著名学者、明式家具专家王世襄先生用“十六品”来评价明式家具的造型特点,曰:“简炼、淳朴、厚拙、凝重、雄伟、圆浑、沉穆、浓华、文绮、妍秀、劲挺、柔婉、空灵、玲珑、典雅、清新”。

明式家具充分利用优质木材的天然纹理,展现出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艺术风格;一方面辅以适度的雕琢和镶嵌装饰,纹样清秀,线条优美,刀法圆润娴熟,浑然无痕;另一方面,其家具部件的结构、装饰两种功能浑然一体,五金件装饰也增风生采,使实用与审美完美地融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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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晚期黄花梨“天圆地方”架子床

需要重点提及的是,明式家具的这些特点,得益于明代大量的文人参与了家具设计。明朝晚期政治腐败,宦官专制,所以许多文人脱离官场,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聚居生活、饮酒喝茶、吟诗作画。因此,苏州吴地在当时成了中国的文化中心,聚集了中国最大的文人群体,他们追求生活享受和艺术创造。而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累,明代文人的综合修养已经达到了极高的境界,他们推动了许多文化、艺术活动的发展,包括苏州园林的大规模营造。在设计、制作江南园林的造园运动中,园林的用材和榫卯结构被大量运用到家具的设计和制造上。由于这些原因,明式家具充分体现了文人的气质和修养,其圆润、隽永、轻灵、飘逸,使明式家具蕴含着一股儒雅文秀的气质,又很似女性的温婉、美好。

还有一个原因对明式家具风格的形成也至关重要,那就是明代两个帝王也参与了家具的设计与制作。第一位是万历皇帝朱翊钧(1563年-1620年,明朝第13位皇帝)。十岁登基的朱翊钧是个很会享乐的君主,父亲隆庆皇帝和辅弼大臣张居正留给他的国库家底相当殷实;成年以后,他耽于酒色,奢侈无度,在打造器物玩好方面尤其出手阔绰。据《工部厂库须知》记载:万历十二年(1584),“御前传出红壳面揭帖一本,传造龙凤拔步床、一字床、四柱帐架床、梳背坐床各十张,地平、御踏等俱全。合用物件除会有鹰平木一千三百根外,其召买六项计银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六两,工匠银六百七十五两五钱。”第二位皇帝就是明熹宗朱由校(明朝第15位皇帝),他的兼职身份就是一位造诣极高的木匠大师,他在打造器物方面的喜好比他的爷爷朱翊钧有过之而无不及。朱由校不像其他皇帝那样沉迷于美色,而是非常喜欢做木工活,但凡是木工活,不论是刀锯斧凿,还是丹青揉漆,他都要亲自把关,可见他的兴趣之大。朱由校在做木工活上就像是鲁班一样,是一个非常富有独创性的木匠。当时的木匠造出来的床都非常的笨重,挪动起来都非常费力。于是,朱由校就自己创造出了一种折叠床,不仅轻便,而且还雕刻了美丽的花纹,既有实用性,还有观赏性,让当时的许多木匠看了以后都叹为观止。

因此,有这祖孙两代皇帝的参与设计和制作,使明式家具在圆润、清秀、隽永的风格里,又散发出一种莫名的高贵气息。

清式家具是指出现于清康熙年间、盛行于乾隆年间、停滞于清中晚期的具有典型清式工艺美术风格的家具。清式家具发展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形成了不同的地域特色,依其产地和风格类别,可分为“苏作家具、广作家具、京作家具”三大体系。

清代初期的家具处于沿袭明代传统风格的状态。但从清中期开始,由于康熙、雍正、乾隆等数代帝王的励精图治,出现了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这一时期,皇家与显贵的苑囿园林争奇斗艳,开始无休止地追求制作精巧新奇的宫廷家具;同时,西方的巴洛克与洛可可艺术,包括其建筑与家具装饰在内的器物文化对清代家具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又加之海禁开放,制作家具的珍贵木材与装饰材料源源不断地从海外运进中国。于是,统治阶层在家具造型上竭力显示其威严、豪华、富丽,他们开始抛弃明式家具的简洁、轻巧、文秀的特点,一味追求厚重、繁缛,极力营造一种骠悍雄伟的气势,于是清式家具风格就此产生。

清式家具所使用的材料比明式更为丰盈,用料厚重粗大,除用珍贵硬木外,还选用优质软木;材种除明代所用紫檀、花梨、鸡翅、铁力、乌木、楠木、榉木外,又有榆木、樟木、柞木、核桃木、桦木、杉木等材料。清式家具装饰材料主要为大理石、象牙、螺钿、玻璃、玛瑙、景泰蓝、竹藤柳丝等。装饰手法采用雕刻、镶嵌、髹漆、彩绘等多种工艺手法相结合,体现出雍容华贵、雕琢繁缛的风格。装饰纹样广泛运用龙凤纹、云纹、螭纹、鱼纹、梅兰竹菊纹、西番莲纹、山水人物纹等吉祥纹样,或多种纹样组合的吉祥图案,寓意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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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藏清式坐具

对于清式家具独特风格的形成,有不少文化学者认为这与清代皇帝的审美认知有关。因而清式家具的风格特点,也可以说是清代帝皇学养的强势引导所致。

美是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辩证统一,每一个审美主体的标准都有可能是不一样的。而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域、每一个族群都有各自的生活方式和审美取向,清式家具风格的形成,有时代、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也经历了逐步演变的过程。

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命人创制了没有圈点的满文,是为老满文。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后金。1625年春,努尔哈赤迁都沈阳。1632年,清太宗皇太极命人在老满文字旁加置圈点,改造为新满文。

因此可以说,在定都沈阳之前,这个源自女真族的满清部落一直在东北征战迁徙,基本上处在居无定所的生存状态当中,连民族文字都还没有正式形成,社会发展形态还处在原始公有制后期阶段,文化之落后可想而知。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主要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女真部族,从1616年努尔哈赤自立为汗、建立后金开始,到1644年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占领北京,一共只用了28年时间。

曾有历史学家说过,打江山靠的是武功,守江山靠的是文治。

但是,一个还处在原始社会后期发展阶段的马上民族,哪有什么自己的文化来统治早已进入封建盛世的大汉民族?因此,清王朝建立之后,便开始在满族人中强化汉文化教育。在生活方式和美丑观方面,也不断和汉民族接轨。

体现在居室家具的选择上,我们看到,在清朝入关的沈阳故宫时期,宫内家具只有少量是蒙族家具和满族风格的骨制家具。比如沈阳故宫保存的一款鹿角椅,就是用一只鹿的全角制成的,其侧沿以牛角包边,座面用黄花梨木制成,椅脚用两只鹿的回支角制成,脚根部分向外又形成外翻马蹄,既体现了典型的狩猎民族的家具特点,在座面黄花梨材质的选择上又体现了与明式家具的接轨。除此之外,沈阳故宫的绝大部分家具,都具有明显的明式家具特征,即材料单薄、装饰简朴的风格,材质也多为黄花梨和紫檀。比如沈阳故宫清宁宫内的一款高束腰马蹄挖角牙雕花长条桌,就是明式家具的精华之作。该长条桌是东暖阁室内一红木扶手透雕成套摆设的家具,其高束腰和马蹄足紧密相连;在颜色上,其通体为红木本色,清漆,平添高贵气质;在装饰上,牙条与牙子架采用透雕与浮雕结合的装饰手法,束腰与牙条部分采用题材为卷草纹样,角牙透雕形式,题材为云纹与卷草之间,接合方式是角牙采用短边留榫,装入插在腿足上端的榫槽里,这些都是典型的明式家具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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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清皇太极御用鹿角椅

到定都北京之后,我们看到,顺治帝和康熙帝的宝座在用材上已经比较粗大,使得家具的造型呈现厚重、豪华之气,具有广作家具的一些特征。到康熙晚期,其宝座在装饰上有所加重,比如雕刻花纹隆起较高,个别部位近似于圆雕,并运用了独特的镶嵌技艺,这已经是典型的广作家具风格了。但是,此时家具的雕刻、装饰还并不让人觉得繁多、堆砌。

到乾隆时期,我们已看到,其宝座在材质选择上大多以黄花梨、紫檀和老红木等几种硬木为主,但在装饰上已力求华丽,其从皇家收藏的铜器、古代玉器上吸取雕刻元素,将其装饰在家具上,象征着统御万民、无上权威的帝王之气。

比如乾隆御制紫檀木雕八宝云蝠纹“水波云龙”宝座,其以工序繁多和极难掌握的高浮雕技法精心雕琢而成,纹理细致紧密,光泽深邃古朴,“水波云龙”图纹庄严伟岸,游龙栩栩如生,工艺精湛,气势磅礡,与北京故宫珍藏的紫檀木雕龙纹罗汉床可谓如出一辙,极度匹配,可谓京作家具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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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御制紫檀木雕八宝云蝠纹“水波云龙”宝座

因此,到乾隆时期,清式家具的风格应该已经形成,那就是用料粗大、雕刻繁多、装饰华丽。

至于清式家具为何会形成这种风格,有关文化学者认为,清式家具用料粗大的风格,客观上得益于康熙开关之后,东南亚地区的红木原材料大量涌进广东地区,导致广作家具用材大气,清廷造办不断前往南方采购广作家具;但广作家具由于在雕刻、装饰上相对较少,不能体现帝王的神圣权威和恢弘气派,于是又根据皇帝的旨意,将所有象征神圣、皇权、威武、永久、平安、吉祥、幸福的美好文化元素都一股脑安放到家具上,认为这样的家具就是最美的。

这就是当时满清皇帝的审美认知,但这其实也是和当时西方的审美观相接轨的。和乾隆差不多处在同一时期的德国美学家黑格尔也认为:“美就是观念在个别事物上的完全的显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美是同类所有优点在单独个体上的集中体现。

那么,康乾盛世时期,满清皇帝将中华各民族所有美好的文化元素都集中到家具装饰上,你能说这种家具不美吗?

当然,黑格尔美学的时代局限性早已显现。比如,即使是做工精湛的、典型的清式宫廷家具,今天也已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呈现的只有匠气和低俗。

新中式家具: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特有的事物,它必定会带有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烙印,也就是带有其母体的精神的、文化的、情感方面的烙印。

中国的新中式家具也是这样,它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规范之下,运用现代的材质、工艺及设计,去演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使家具不仅拥有典雅、端庄的中国气息,并具有明显的现代特征,它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

“她”能继明清家具之后再领风骚吗?

新中式家具的起步已有10 多年的历史,开始只是个别家具企业为在市场中突出产品的个性,增强市场竞争力而有意或无意推出的中式家具新产品;后来许多高校家具专业的老师对“现代中式家具”的研究,才使新中式家具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并形成成熟的新中式家具概念。学院派的加入,也为新中式家具的发展注入了厚重的文化承载,就像明清文人和帝王的参与,为明清家具流芳百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样。

深圳大学家具设计研究所所长、教授唐开军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新中式”是市场化的概念,而非家具风格的学术用语;是市场对当下千姿百态,但有别于高仿明、清家具的一类新型中式家具产品的统称,包括中式新古典和现代中式家具两类。其中,中式新古典类多数采用将明清时期的家具、建筑、器物等传统元素“打散——重构”的方式来再现的“新中式”家具形式;综合而言,“新中式”家具中的大多数属于中国家具产品发展过程中的“残次品”。

唐开军强调,现代中式类则是完全遵从现代家具设计原则和形制的全新中式产品形式,是当前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唐开军认为,“新中式”家具的本质是现代,而不是传统;是简约,而不是虚饰;是时尚,而不是复古。

现代,首先体现在家具产品的形制上,应与大众公知的现代风格家具产品的形制相吻合,符合现代家具产品设计理论与形式美的构图法则,而不是传统元素与符号的嫁接与重组;第二是应用现代化的工具和设备进行产品的设计或制造、管理与营销;第三是不断拓展家具产品新材料的应用,抛弃“唯材料论”的传统观念。

“她”能继明清家具之后再领风骚吗?

简约,首先应该尊崇“少即是多”的现代设计思想,做到家具产品中的每一个零部件都是满足产品功能与结构所要求的必不可少的构成元素,避免多余零部件构成;其次是通过产品线型的个性化、五金配件的精致选配、工艺细节精细处理等形成或体现产品的多样化、价值与美感等,剔除传统雕刻等非功能性虚饰。

时尚,是一件产品的主旋律,除了产品形式的现代感之外,其次就是通过主材与现代玻璃、不锈钢、铜饰件、大理石、织物等辅材的巧妙搭配以及色彩的组合应用来体现时尚感;第三就是合理地在产品中融合现代科技,形成智能化或智慧型的时尚功能;从而摆脱“中式”既“传统”的固有概念,形成时尚化的现代“新中式”家具产品观念。

“新中式”在与传统中式家具之间的关系上,在形式上应该是断裂式的,有关联的仅是文化内涵。无论是“新中式”的家具形制、用材、生产方式与营销体系,还是审美标准等方面都与传统中式家具有着时代性的“代沟”;这一结果,是西方发达国家从西方古典家具到现代家具,经历了近百年的反复探索而求证过的。所以,我们当前在发展“新中式”家具的过程中,不需要重走这种漫长的弯路,而直奔结点即可。但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无论传统中式还是“新中式”家具都应该蕴含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这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基因是割裂不断的。

“她”能继明清家具之后再领风骚吗?

现在的学术界或产业界,在谈论“新中式”家具时,似乎进入了一种中国传统家具的误区而不能自拔,要么是符合了宋代的美学思想,又或继承了明式家具经典等,即误区之一;误区之二是过度宣传和强调传统家具的手工技艺,变相否定现代工业化的生产过程;误区之三是盲目引导消费者相信名贵木材,产生不正确的产品伦理观。事实上,宋朝美学思想的优秀,明朝家具文化艺术的辉煌,是不容否认的;但是这种优秀与辉煌是建立在一千年前、或五百年前的社会背景下,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已经封存于家具史的教课书中。如果我们过多的穿越时空,无论是古代家具的形式或元素穿越到现代家具上,还是现代人的思想与审美穿越到古代家具中,进行无厘头的嫁接,就会混乱当下的家具文化主题,混淆“新中式”家具的发展方向,忘记传承与创新的使命。

当然,也不乏少数有远见的学者、设计师和企业家理清了“新中式”与传统中式家具之间的关系,用传承、创新的观念指导“新中式”家具产品的开发,推出了优秀的产品,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新中式家具有可能续领风骚数百年吗?

进入新世纪以来,还没有哪一种风格的家具像新中式家具这样,被文化学者、专家和设计师及业内精英所寄予厚望。那么,新中式家具有没有可能在继明清风格的家具之后,再领风骚数百年呢?

针对这个问题,深圳优里家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深圳狼行者国际家具设计研发院创始人、广东省家具协会设计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副秘书长、广东省“省长杯”工业设计大赛家具专项赛评委、2016杭州G20峰会主会议厅家具首席设计师李刚华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首先直接回答:“有可能,并且是肯定的!”

“她”能继明清家具之后再领风骚吗?

李刚华说,近几年来,传统古典风格的家具销售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但新中式家具则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状况。新中式家具这种在中国古典家具基础上创新设计而来的产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正越来越受到年轻消费者的欢迎。可以预见,“新中式家具”在未来有望成为主流消费趋势,并最终流芳百世。

但李刚华也表示,新中式家具要想重现明清风格家具的辉煌,就要传承好传统文化精髓,并结合当代工艺技术,做好细节,保证舒适感,并符合东方人的审美需求。

深圳优设咨询科技有限公司是“设计营销的加油站”,为家居行业的头部品牌企业提供链接、赋能、转化、模式四个维度的价值输出,针对设计营销和设计师渠道建设提供包括品牌战略、市场推广、效果转化等服务,提供全案解决方案。

优设咨询创始人王育凯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认为,新中式本身是一种泛风格的概念,就是将传统的红木中式家具,更加时尚、简约、舒适、年轻化。如之前的明式家具一样,简约而不简单,这样的风格是会经久不衰的。如今的新中式很火爆,和国潮、和消费者年轻化有关,并且实际上和意大利极简、轻奢的风格也有融合,所以中式家具文化和风格的国际化,是可以引领流行和风尚的。当然这不能是粗制滥造的设计,只是空喊新中式就可以的。而是要真的能把中国文化、西方的舒适做到很好的结合,并加以演绎,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她”能继明清家具之后再领风骚吗?

檀弘·弘系列产品

王育凯表示:新中式家具要想流芳百世,第一要做到有文化价值,甚至是可以传承的;第二是要有颜值;第三是要有实用、舒适的价值;第四是要有商业价值;第五是耐用肯定也算是一个要素。

而深圳大学家具设计研究所所长、教授唐开军则表示,欲预测新中式家具的未来,应该多从当下的消费者入手,现今社会的消费主力是改革开放初期出生的“80后”,他们是在互联网时代接受教育,在改革开放的现代社会环境中成长,受现代器物文化的熏陶成人;因此,现代是他们人生中从此抹不掉的烙印之一,相伴相随一生。由此可见,“新中式”家具的健康发展之路,就是中式现代家具,逐渐形成与现代意大利家具、北欧家具并行的“中国家具”。

“她”能继明清家具之后再领风骚吗?

“中国家具”应该是由独特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设计师的主观特点与产品的客观特征相一致而构成的艺术区别系统;它涵盖了单个家具产品、各个设计师的所有作品、整个家具行业、当代和今后一个时期、整个中华民族等的家具产品风格形式。同时,“中国家具”符合艺术风格二个方面的构成要素,即一是形式与功能相统一所呈现的特点,二是设计观念与设计手法相统一而形成的艺术区别系统。“中国家具”的形式与功能,与其它风格类型的家具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而只是在内涵上以反映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为主题;并在设计观念与设计手法上,既符合其特定的功能性要求,又可以极大限度的展示出设计师的个人素质与情趣。

综合分析,“中国家具”应该符合“标准化与多样化”、“时代性与稳定性”、“民族性与全球性”等艺术风格的特征。在家具生产的工业化时代,标准化的实施,可使产品具有简洁、通畅、方便、灵活、多变的形式,为产品的多样化提供基础保障。时代性是指家具产品客观反映当代这一时期,在中国这一地域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们文化观念的性质;而稳定性则是指在现在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中国这一地域家具产品的内容和形式大致保持不变。民族性是指在家具设计中要有意识地挖掘民族文化的精华,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设计出全球所认可的精品;同时,民族性与全球性还应该统一地来看,即不但要依靠对本民族文化的挖掘、吸收、创新,还要对外民族文化精华进行借鉴、融合,从而形成一种具有地域神韵的,既是民族性的,又是全球化的家具产品形式。

综上所述,“新中式”家具与现代家具融合、演变为现代“中国家具”是其发展、创新的必由之路;形成以工业化生产为基础,以现代材料综合运用为支撑,以功能时代化和科学技术融合为时尚,以现代简约为其形,以中华民族地域文化精髓为其魂的现代“中国家具”。尽管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的探索与追求,一定会走向全球,再现中国家具的辉煌。

“她”能继明清家具之后再领风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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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看到本文的微信网友,也可以根据中国家具发展史、根据明清家具兴盛的原因、根据新中式家具的发展现状,预测一下新中式家具到底能否在继明清家具之后再领风骚数百年。假如你预测对了,你就有可能在未来载入中国家具发展史,那么几百年之后,你的后代子孙就会自豪地说:我的老祖宗是伟大的预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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